紫砂壶六十年文化传承

分类:紫砂展会??时间:2018-04-04??来源:逸品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北京举行了开国大典并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那一年:

任淦庭61岁吴云根58岁裴石民58岁

王寅春53岁朱可心46岁顾景舟35岁

蒋 蓉31岁王石耕28岁徐汉棠18岁

李昌鸿13岁徐秀棠13岁蒋淦春13岁

李碧芳11岁沈遽华11岁凌锡苟11岁

高海庚11岁许成权11岁葛明仙11岁

潘春芳11岁谭泉海11岁吕尧臣10岁

吴 震10岁何挺初10岁咸仲英10岁

曹婉芬10岁范洪泉9岁范盘冲9岁

蒋淦勤9岁储立之8岁谢曼伦8岁

汪寅仙7岁何道洪7岁周桂珍7岁

张红华6岁程 辉6岁鲍仲梅6岁

毛国强5岁周尊严5岁潘持平5岁

顾绍培5岁沈汉生4岁夏俊伟4岁

鲍志强4岁许四海4岁

你以许还会问:"还有一些我所熟知的工艺师呢?"也许不用我们回答,你也知晓答案:他们的年岁比共和国要小。尽管这样,但百年紫砂却在承上启下的传承中诉说着旧中国和新中国的沧桑变迁。那么,何不让我们走进那段历史,令我们回味以1949年为中心的前后的那些人物和那些故事呢?

解放以前,紫砂匠人被认为是低下的没有前途的职业。民国初年和中国历代时期一样,人们普遍信奉依靠读书走进仕途的理想人生道路,顾景舟的父亲顾炳荣就一直反复告诫他的儿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对女子来说,做紫砂更是没有前途的行当,在那时的人们看来,依靠稳定可靠的婚姻博得人生的幸福才是值得推崇的,对此,蒋蓉大师曾回忆道:"虽然我们家几代都是做紫砂的,但到了我父亲那辈,由于社会状况不好,紫砂特别是花货已经不受欢迎了。蒋家几辈人的努力依然没有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而且,当时潜洛村的陶艺人家,靠手艺过活的也几乎都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所以父亲认为做紫砂是没有前途的,希望我嫁个好人家、过上好生活是有道理的。但我从小是个拗脾气,认准的事就一门心思去做。"不过社会的黑暗并没有摧毁紫砂艺人对待紫砂技艺的乐观心态,蒋蓉接着回忆说:"那时,家里很穷,经常揭不开锅。我们最快乐的时候是村上来乌篷船的时候。因为乌篷船是从老远的县上来的,它会带来很多东西,包括食物和日用品等。那天乌篷船来了,但是船上没有米,只有一船乌枣。家里已经几天都没生火了,弟弟妹妹们都饿急了。父母亲没有办法,只得用几个月辛苦烧制出来的紫砂器换了这一船的乌枣。满船的乌枣给我和弟妹们带来些许快乐,我们不知吃了多少,饿扁的肚子都吃圆了。有生以来,我头一次感觉到紫砂的珍贵,隐约中也头一次感受到劳动的价值和劳动给人的喜悦。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走进父母的作坊,要求学做坯,以便能换取更多的乌枣。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紫砂之路。"而对于那时还处少年的顾景舟来说,本来还算比较充裕的家境突然中落,读书的道路看来是行不通了,因此,17岁的顾景舟便滞学在家随祖母邵氏学做陶壶,开始了他的紫砂之路。

民国初年,宜兴紫砂壶生产已形成磨泥、制胚、刻字、装烧和包装等专业分工。产品分粗货、细货、上档货三类,每类分正、次两级。其时,"利永陶器公司"技师程寿珍制作的"掇球壶"、"仿古壶",在"巴拿马国际赛会"获奖。其时,宜兴窑场的紫砂业,先后研制出低火釉的古铜色、天青色、雨过天晴色釉料,制成墨绿色、紫檀色泥,创造了吹釉、挂釉、贴花、印花等加彩技法。采用宝砂磨光技法,使紫砂表面光滑如镜,时称"车光茶壶",运销东南亚各国。民国14年(1925),宜兴川埠上袁村赵松亭,集资办"复兴窑",烧制"贡壶",供应茶坊酒肆。其时,较着名的陶刻匠师有韩泰、路兰芳、邵云如、陈少亭和任淦庭等。民国15年(1926),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多式陶刻茶具获金奖。民国19年(1930),比利时"列日国际博览会",紫砂壶器获银奖。紫砂名手程寿珍、俞国良、汪宝洲、范福奎,所制"掇球"、"仿古"、"传炉"、"柿壶"和"大东坡提梁壶",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工艺博览会"上,获优秀奖章。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上海经济繁荣,古玩市场生意奇好,一些商店、公司为了追求更大利润便聘请高手仿古做旧,紫砂是其中一个很热门的奇类,由于那时国外很多博览会盛赞紫砂,导致那时的紫砂陶器倍受海内外藏家青睐,因此,那时很多紫砂匠人投奔沪上仿古制壶,例如早期,裴石民于1926至1927年间在江左臣的介绍下到上海为古董商仿制紫砂古代作品,而王寅春则于1935年在上海从事仿古制壶。

民国26年(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宜兴,紫砂厂房炸毁,龙窑相继破坏,交通阻绝,技工失业流散,生产中断,整个紫砂陶业几乎陷入后继无人的境地。期间很多谋取出路的年轻紫砂艺人纷纷效仿前辈走出宜兴赴上海寻求发展。日本投降之后,当时的中国合作事业协会扶持紫砂行业,相继建立了蜀山第一陶器生产合作社、川沪上袁村壶缸生产合作社,1947年12月,由宜兴蜀山第一陶器生产合作社制作的紫砂壶在"江苏省第一届合作杜产品展览会"荣获了特等奖。尽管这些局面较抗战时期有发展的迹象,不过由于当时国民政府腐败无能造成的物价飞涨,销路阻滞,紫砂从业人员竟只剩20余人博胚制壶。此后,丁蜀地区仍主要生产"贡壶"、"瓢壶"、"四方"、"六方"等粗货茶器,至1949年紫砂行业面临全面倒闭的危机。

1949年4月23日,宜兴解放。解放后初期,百废待兴,那时也是宜兴紫砂萧条的几年。不过,那时也是一些日渐成熟的紫砂艺人开始零散授艺的岁月。解放前飘零制壶的经验给了他们很多艺途中的精神财富,而返乡后居家的景遇也给了他们提升艺技的孕育之机。随后,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紫砂生产得到恢复。1950年11月,宜兴成立了紫砂产销联营处,并多次组织紫砂产品参加城乡物资交流会、展览会,这令紫砂销路逐渐扩大,扭转了解放前日渐凋敝的格局。至1951-1953年,紫砂生产逐步得到发展。紫砂壶器在"华东土特产展览会"、"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品展览会"展出,均受好评。在"华东地区民间工艺美术品观摩会"上,紫砂名手朱可心作壶艺表演,裴石民"上松段茶具"获优秀奖。

1954年和1955年是宜兴紫砂在解放后关键性的两年。宜兴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开始组织建立,裴石民、吴云根、朱可心和施福生等七人组建紫砂工场(隶属于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承制中国美术家协会订购的高档茶具,有"松鼠葡萄茶具"、"竹春茶具"、"合菱茶具"、"供春茶具"和"二节竹段茶具"等,任淦庭、吴云根、裴石民、王寅春、朱可心、顾景舟、蒋蓉等相继以各种形式参与和加入。期后,紫砂生产工场转为紫砂工艺合作社;而到了1957年,他们被评为"紫砂七艺人"。同年,紫砂开始恢复出口。1958年(也是大跃进运动开始的那年),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宜兴合新陶瓷厂与上袁、潜洛二十八家紫砂手工业户合并,建立"宜兴紫砂工艺厂",宜兴紫砂工艺厂正式成立,当时有职工2067人,先后创制"牡丹壶"、"卫星壶"等,为北京人民大会堂承制咖啡茶具,各类壶器运销苏联和波兰等五十多个国家。可以说,1955年到1958年期间,现在我们所熟知的紫砂工艺大师都在那时相继进厂跟随老艺人学习制壶。试举几例:1955年,李昌鸿、沈籧华、高海庚进厂随顾景舟学艺,同年李碧芳、许成权、曹婉芬进厂跟随朱可心学艺,而潘春芳则入朱可心、王寅春门下;1956年,汪寅仙、葛明仙、何挺初、范洪泉进厂随吴云根学艺;1958年,谭泉海进厂随任淦庭学艺,同年,吕尧臣、吴震进厂随吴云根学艺,而何道洪则进厂相继随王寅春、裴石民学艺,其年,周桂珍则进厂先后随王寅春、顾景舟学艺。

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蜀山地区柴草紧张,龙窑遂以煤粉代柴草,导致烧成质量下降,产品供大于求,造成大量积压。1960年为改善生产设备,国家投资45.6万元,新建厂房和二座100立方米的倒焰窑,解决柴草来源困难的矛盾。同年,紫砂厂开始精简职工,至1963年底,从业人数为578人。1963年后,宜兴紫砂工艺厂,为提高产品质量。开始建立半成品的检验机构,确立产品信誉。将外西窑仍旧生产市场紧销的砂货,以维持紫砂陶生产的资金来源,到1965年紫砂生产得以好转,1966年4月宜兴紫砂工艺厂成立中心试验室,负责产品设计和技术业务指导。在1961年-1964年期间,从宜兴紫砂工艺厂"走"出的茶器有"蛤蟆莲蓬壶"、"荷叶壶"、"寿星壶"、"丰登壶"、"井泉茶具"、"横把友泉茶具"以及各式"水平茶具"等,不少茶器销往日本和东南亚各国。

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紫砂茶壶、花盆生产受到影响,部分紫砂从业人员转产出口澳大利亚的釉陶啤酒杯以及波纹板工业陶,紫砂行业仅产普通花盆和茶具等产品。1970年,为法国承制"串钮壶"八万多件。"小型竹节"和"可心梨式茶具",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礼品,馈赠日本首相田中角荣。1971年起,日本、香港客商通过广州口岸,纷纷订购紫砂花盆、茶具、茶器及水平壶,并转口美国,大量制作微型花盆和日本来样花盆!随着日本田中首相、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宜兴紫砂工艺厂为其制作出国礼品和展品。全国各大饭店相继用紫砂砂锅、烟罐作宴会餐具,使紫砂知名度日益提高。1973年,高海庚设计的"集玉壶"、"扁竹提梁壶",被列为出口高档工艺品。1975年8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开门办学,在宜兴鼎山省陶研所举办"全省陶瓷美术培训班",由杨永善、陈若菊和白雪石等教授执教,紫砂工艺厂有汪寅仙、何道洪等参加学习,学习时间一年。1974-1977年,紫砂外销市场扩大到欧洲、美洲、澳洲,茶壶、茶具占紫砂出口的60%。其时,顾景舟所制13件"提璧茶具"、"僧帽壶"、"汉云壶",由轻工业部定为长期保留作品。徐汉棠,汪寅仙、吕尧臣等制作,鲍仲梅镶嵌银丝15头"四方藏圆咖啡具"和"碧波"、"八方凌云茶具",被北京故宫博物馆收藏。

1979年,宜兴紫砂工艺厂生产的紫砂陶器,获国家银质奖。1981年,香港"第六届亚洲艺术节"展出的紫砂壶精品,大多被国内外藏家收藏,其时生产的壶器有"木瓜"、"蜜桃"、"佛手"、"柿花"、"牡丹"等仿花果形和十二生肖等仿动物形壶,合计25个品种。承制香港锦锋公司订购的系列小壶,有"小合梅"、"小集玉"、"小龙团"和"小樱花"等十个品种,三万多件。1982年,宜兴紫砂工艺厂扩大高档壶生产能力,创制新品83件(套),其中43件(套)参加"全国日用美术设计"评比,有13件(套)获奖。1983年,日本荣华公司认购汪寅仙等七位紫砂女艺人仿制的"供春"、"曼生提梁"、"掇球"和"仿古"等七种高档茶式,单件出口平均值在600元以上。是年,宜兴紫砂工艺厂方圆牌高级茶具,获国家金质奖。1984、1985年,紫砂制壶工艺,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以浅紫、紫红、深紫、米黄、墨绿等色天然矿土为原料,给茗壶铺砂,或单独使用,或混合使用,或杂以砂点,使壶身珠粒隐现。创壶艺新品一百多种,名作有"碧波"、"八方凌云"、"云中"和"御玺"等。李昌鹏、沈蘧华合作、沈汉生镌刻的"竹简壶",获德国"莱比锡春季博览会"金奖。台湾出现"等金换壶"趣事。1宜兴紫砂三、四、五厂,均为新办乡、村企业,主要生产中低档茶具,有少量出口。宜兴紫砂工艺厂通过技术改造,形成以手工成型为主的五大专业车间,创制紫砂壶器400多个品种,先后获江苏省轻工业厅、轻工业部质量管理奖,换汇率居全国同行首位。

20世纪70年代初,以高海庚、徐秀棠为首的一批受过正规艺术教育的中青年,他们把学院的现代艺术思潮带到宜兴,为艺术院校与宜兴的长久合作架起了桥梁。另外,宜兴与艺术院校的联系加强了,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景德镇陶瓷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以及其他一些艺术院校相继为宜兴办短期培训班、进修班、接受代培生,使改革开放之年涌入国门的现代艺术思潮、现代设计思想通过院校师生的接受、融化、传播,又在宜兴"登陆",对现代紫砂在宜兴的兴起,起了关键作用,所以人们称这些具有现代艺术意识的人为"学院派"。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宜兴紫砂从业队伍空前壮大,直到2009年,紫砂业内(健在的)具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的有9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荣誉称号的有1人、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的有13人、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荣誉称号的有27人,此外,还有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大师50人、国家级高级工艺美术师43人、国家级工艺美术师166人、国家级助理工艺美术师620人,从业人员达万人之多。在国家级及省级权威机构举办的陶瓷艺术评比、工艺美术展评中,宜兴紫砂技艺人员屡获大奖。千年紫砂陶艺,早已成为宜兴的一块老字号"金字招牌"。在宜兴与其他国内外城市的综合实力竞争中,紫砂艺术的影响力、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紫砂陶艺已成为陶都宜兴的"形象大使",是宜兴人的骄傲与自豪。

附:七大老艺人解放前后年谱简编

1889年(又有说法是1890年):清光绪十五年,任淦庭出生于宜兴陆平村一户民间艺人家庭,原名干庭。任淦庭幼时只念过三年私塾,却极为刻苦好学,常折树枝席地作书写字,被乡人视为奇才。

1892年:其年,吴云根出生在一个平民家庭。因家境贫寒,他13就在蜀山跟随师祖汪宝根学紫砂壶艺,靠悟性和求知欲,3年学成满师。其时,清光绪三十年间,清廷已显衰败,经济日渐萧条,紫砂窑场不大景气,制壶难以度日,吴云根年少气壮,便经常依靠帮人运泥坯和挑窑货为生,这一阶段,他对制壶从不间歇,稍不满意,随手摔掉。当时,吴云根以又快又好蜚声壶界,以擅长筋纹器为胜,所制线圆、弧菱、竹段、传炉等无不精妙,同门中有"声名盖乃师,来者有几人"之褒誉。

1892年:裴石民出生于宜兴蜀山一个普通的豆腐作坊业主家庭。石民小时候叫云庆,至七岁念私塾时,由私塾先生改名"德铭"。

1897年:王寅春生于江苏镇江一户贫民家庭。父王金宝(又名金大),原为镇江做小烧卖出身。

1904年:朱可心生于宜兴蜀山北厂一户平展家庭,他原名开张,学名凯长。父亲朱伯荣,以编芦席为生,后开张杂货店。

1905年:任淦庭拜宜兴民间书人画师、紫砂雕塑彩绘好手卢兰芳为师,既学习书法画技,亦学习紫砂雕刻技艺。卢兰芳(1870-1930),着名紫砂彩绘陶刻书画家。时卢兰芳经常至蜀山、上袁、潜洛一带彩绘陶刻,亦经常至上海为戏院剧团画布景。此前已收授陈少亭为徒。任淦庭拜师学艺之后,在卢兰芳悉心调教下,配合陈少亭做下手,配画料作布景画,配彩釉作紫砂彩绘。因卢兰芳对颜色搭配比较讲究,任淦庭往往要花费很大精力,才能调试出比较满意的色彩。师兄陈少亭对任淦庭十分关心爱护,对画面的布局,山水花卉、楼台亭阁及人物等基础技法毫无保守,一一传授于任淦庭。任淦庭自幼耳聋,虽不失聪,听力却受到很大影响,往往有时因听不清话不得要领而受到卢兰芳的训斥。陈少亭像爱护弟弟一样,逐一重新解释清楚。任淦庭其后号大聋、聋人即是纪念这一时期的历程及对师兄陈少亭的铭感之情,并激励自己虽然耳聋但要赶超前人的信念。陈少亭在紫砂彩绘技法、陶刻技法上亦手把手,一刀刀传授任淦庭技艺。任淦庭在卢兰芳教授下,在师兄陈少亭传帮带下,技艺逐渐加强。时紫砂彩绘、雕刻十分时兴,制品面广量大,每天从早上忙到很晚才能休息。特别是做下手的更苦更累。往往师父、师兄休息了,任淦庭还得忙,但任淦庭从不叫苦。 卢兰芳与上袁村邵云如交好,至上袁、蜀山、潜洛陶刻彩绘一般住在邵云如家,与邵云如切磋技艺。邵云如,紫砂陶刻名家,艺名"北岩"。卢兰芳与邵云如谈书论艺,唯任淦庭不在其身边。邵云如问明究竟,知道任淦庭有耳聋毛病,自卑避人,十分疼惜,经常关心照顾任淦庭,并尽力耐心讲解,用笔墨、竹刀作示范,传授技艺,使任淦庭得益匪浅。后任淦庭曾回忆说:邵云如亦算得上半个师傅。艺成后,任淦庭 一直在卢兰芳身边,或做下手,或由卢兰芳布局刻画,任淦庭补描刻绘。

1907年:裴石民(德铭)十五岁时,即以"学门手艺不吃亏"和"学门手艺立家业"为出发点,拜当时制壶界有一定声誉的好手,自己的姐夫江祖臣为师,学制紫砂壶艺。

1910年:王寅春13岁,那年,王金宝为儿子前途着想,遂拜川埠上袁村着名艺人赵松亭为先生,再由赵松亭分配至陶坊所聘制壶艺人金阿寿为师。

1911年:至民国以后,卢兰芳被聘至上海永安公司任专职画师,任淦庭才逐渐自立,自刻自画为生。自立之初,任淦庭以陶刻彩绘一般紫砂器具为主,亦在仿古器上作陶刻装饰,其时署款为"干庭 "、"大聋"、"聋人"。

1915年:顾景舟出生于宜兴川埠上袁村的一个紫砂世家,据顾氏宗谱记载,顾景舟上五代祖宗做过京官,当时门庭相当显赫。顾景舟的祖父早逝,祖母邵氏特别宠爱儿子即顾景舟的父亲顾炳荣,由于母亲的娇惯,顾炳荣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做壶也手艺不精,倒是天天去泡茶馆,于是家境渐渐衰败。顾景舟天赋很好,虚岁六岁时(民国九年)即被父亲送到东坡学堂读书,由于天资聪颖,记忆力尤强,学业出类拔萃,英文基础也在那时打下,几十年后还能教孙女英语单词。当时的小学校长吕梅笙古文功底深厚,顾景舟非常佩服他,因此在小学毕业后,他继续留校随吕校长又读了三年古文,由此打下扎实的文学功底,能背诵200多首唐诗和《古文观止》的大部分文章。同年,吴云根24岁,由宜兴利用陶业股份公司介绍到山西省平定县平民陶器工厂任技师,同行的还有杨阿时、李宝珍、这是近代陶业界首次向外省推荐的第一批技师。在山西的3年中,吴云根别出心裁,利用红炉(瓷器彩烤时用木炭做燃料的灶具)烧制紫砂,居然取得满意的色泽效果,推动了平定县制陶业的发展。

1916年:民国五年,"宜兴吴德盛陶器行"(或称店)创办。老板吴汉文,着名陶刻名家、收藏家、经营家、陶坊主。擅陶刻、能制壶,阅历广博,交友甚众。"吴德盛"创办之始,聘请邵云如、卢兰芳、崔克顺、陈研卿、陈少亭等为陶刻客师,聘任任淦庭为陶刻技工,长年替吴德盛制品陶刻装饰。吴汉文慧眼识宝,看中任淦庭的不言不语,埋头陶刻的性格,逐开始培养。在布局章法、刻工线条上,吴汉文严加要求,十分讲究,并依照自己的眼光、观点、要求,一一要求任淦庭。任淦庭在吴德盛受到吴汉文的器重,加倍努力,苦练刀法技艺,虚心接受吴汉文的督导,并努力学习吴汉文的刀法技艺。几年以后,任淦庭在刀法逐渐纯熟的基础上,开始对紫砂高档器皿进行陶刻装饰。先由吴汉文督导打底子,按排布局章法,得到吴汉文的认可或修改后,逐步由简单到复杂,由局部到全面的陶刻装饰。其间,任淦庭署款为"干庭"、"左民"、"左腕道人"。 任淦庭原是左癖子,用左手写字作画,习以为常。至吴德盛后,吴汉文要求他练习使用右手。任淦庭听从吴汉文的教导,逐渐训练使用右手,经过刻苦训练,竟练成左右手能同时书画雕刻的"绝技真功"。特别是在同一器具上作成双成对的飞禽走兽,或是在成对器物上作飞禽动物时,任淦庭能同时用左右手,对称作画,布局舒坦,形象生动,栩栩如生,是紫砂陶刻界独创的绝技之一。

1917年:民国六年的一个初秋,沪上客商照例来请江祖臣,不巧江祖臣为人清高,一见客商住着等候催促,发起倔脾气,索性说今年不去了。客商心急又不敢得罪江祖臣,便暗地里找到江祖臣的徒弟裴德铭,要德铭去劝师傅。不想德铭说:"师傅生病去不了,我去也一样。"客商一听大喜,心想名师出高徒,江祖臣手艺好,徒弟错不了,就跟江祖臣商量要德铭去。江祖臣心里不放心, 但又不好反对,就回答由客商看着办。客商只当是同意了,带着德铭去了上海。这一去,成就了裴德铭。裴德铭去上海仿制的第一把壶,即是仿陈鸣远的《天鸡壶》。《天鸡壶》,壶身为典型卤形器,一则缀鸡首壶流,另一则饰以衔环兽头,壶盖饰以凸起的五瓣花朵,口沿部、颈部线刻雷纹、蝉纹、肩周缀一束隆起的绳索纹,结构精巧,口盖严密,线面挺刮,维妙维肖,底款"鸣远",把梢盖印"鹤村"。德铭目睹传器,傻了眼,但很快静下心,狠狠心,一定要做好《天鸡壶》, 不丢师傅的脸。德铭没有丢脸,《天鸡壶》的孪生兄弟创制出来,形神俱到,酷似原作,难分真假。 接着,裴德铭又仿出了《龙凤壶》,亦称《凤首壶》,凤嘴龙尾逼真细腻,十分精到。之后又仿古尊、铜鼎,香炉类古董制品。古董客商一概照江祖臣 订价付工钱。这意味着德铭的成功,也为其后的仿古打开了一条畅通之路。德铭仿古归来,客商捎信给江祖臣,告知德铭仿古之事,江祖臣简直不相信是真的。自此之后,德铭迷上了仿古,从紫砂传统器皿中吸收营养。他改名为石民,意愿和紫砂(石器)打一辈子交道,也如他自己所解释的"改名石民,那是为了与紫砂工艺更相符一些的缘故。"裴石民这段机缘,使他开阔了视野,或仿古壶、古尊、古鼎、古瓶、古盆,或仿像生类瓜果菜蔬,他都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形象逼真,形态各异。

1918年:王寅春租用顾景舟叔公顾听生的房子,成家立业,开始独立生活,仍帮赵松亭制茶壶。同年,朱可心拜汪生义为师学艺,至二十岁满期,壶艺已初露锋芒。

1919年:蒋蓉,别号林凤,出生于宜兴川埠潜洛村的一个紫砂世家。蒋蓉十一岁时,父亲蒋宏泉因抚养子女家庭负担过重,不得不让她辍学在家,承受父学习制坯做紫砂壶。

1920s:二十年代以后,"吴德盛"出品的花盆、鼎罐、瓶盘类制品,均在书画陶刻上比较讲究,山水、花卉、翎毛,动物等图案不一,形态各异,有许多制品为任淦庭所陶刻装饰。

1920s:裴德铭改名石民,仿古作品大获成功,壶界时人对其技艺的肯定和赞誉。民国之后,宜兴利用陶器公司成立之始,江祖臣与范承甫(大生)、汪生义、程寿珍一起被聘为技师,德铭亦进入利用陶器公司制作紫砂陶。而每年立秋之际,江祖臣还是被古董商邀去上海仿制紫砂仿古器,时间一般为二个月。至二十年代初,裴石民崭露头角,声名传播,并开始与宜兴的名人雅士交流切磋,特别是和储南强、潘雅亮等结为知已,谈壶论艺。在沪上仿古董的活计也多了,时间也长了,仿的品种各式各样。而仿的最多的,是陈鸣远的像生类作品,当时江祖臣在上海所仿的瓜果系列、百果系列,从来不着色,一概素色。且百果系列中,比较严谨端正,从来没有歪嘴咧口的。而裴石民不像他的师傅,他用色十分丰富,鸟菱黑得发亮,荸荠红黄镶嵌,荸荠上的黄毛黑瓣。煞是逼真。特别是花生,半开半合,犹如自然爆开的一样。

1921年:王寅春生养大儿子王长根(石耕)后,为接济生活,开始接受其它客户的订货。其时,王寅春技艺已逐渐纯熟,所制水平茶壶,除用自己的印款「阳羡惜阴室王」「寅春」外,亦使用订户印款如「福记」、「铁画轩」、「陶业工厂」等。但一般在盖款上用「寅春」章,以利区别。赵松亭于20年代后期烧制「贡局」、「贡壶」期间,王寅春又被聘至先生家中,专制「贡局」系列壶。

1922年:裴石民先后仿《鸣远水盂》获得成功。《金蟾水盂》、《田螺水盂》、《葫芦水盂》、《松段水盂》、《百果水盂》、《金鱼水盂》等等,形态各异,维妙维肖,细腻逼真,在紫砂壶界赢得"陈鸣远第二"的美名盛誉。

1923年:裴石民为储南强收藏的《供春树瘿壶》配盖成功,并由潘稚亮镌铭题记。题记为"作壶者,供春。误为瓜者,黄玉麟。五百年后黄宾虹识为瘿,英人以二万金易之未能。重为制盖者石民,题记者稚君。"

1924年:裴石民为储南强收藏的《圣思桃杯》配托盘成功。紫砂桃杯托盘题记十二行,为潘稚亮锥铭题写。题记为"圣思,相传为修道人,姓项。能制桃杯,大於常器,花叶杆实无一不妙,见者不能释手。廿年前,简翁得此於燕市,归而宝之,杯底叶小损,微跛。名手裴石民,时方以第二陈鸣远名于世,善为前人修旧。昨上用宾虹老人之意,为供春壶重配盖。今岁复以鄙请,为此杯加一外托,中虚而涵纳之。跛乃定。逐为之记略,兼扬其绝艺,以光于陶史为二美。"其间裴石民的仿真像生类制品,秀丽雅致,生趣盎然,上海的古董商和收藏家纷纷邀请其制作紫砂器。

1926年:裴石民34岁时由江祖臣和张怀卿介绍到上海着名魔术师莫悟奇处仿制古董,和莫结为知交,制成各种古朴雅致之紫砂珍品,用"司奇治陶"印章。裴石民赢得"陈鸣远第二"之盛誉,在二十年代至三十代达到高峰期,技艺之精湛,闻名江南,可以说影响已经远远超过陈光明和师傅江祖臣了。

1929年:吴云根回乡,又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陶瓷科当技术员,后又到公办宜兴中学窑业科担任技师。

1930s:三十年代,任淦庭技艺已经成熟,并为艺途生涯第一个高峰期。任淦庭却整日埋头于陶刻技艺的钻研,一有时间就练书作画看书,寻章摘句,提高文化修养,从没有挥霍浪费之情况发生。任淦庭其时已具有较高的书法绘画技巧和扎实的用刀功底,陶刻作品手法多样,因材施艺,书味浓郁,步入紫砂陶刻名家之列。 桃李天下成大家 抗战爆发之后,"吴德盛"遭受日军飞机轰炸而夷为平地。盛极一时的"吴德盛 "终于倒闭。任淦庭被迫离开二十余载苦练成艺、刻骨铭心的"吴德盛"。时宜兴窑场败落,陶器行业十分萧条,任淦庭无活可干,流落乡村,以卖书画糊口度生。

1930s:至三十年代,东洋生意兴起。1934年,日本客商向「吴德盛陶器公司」订制300只小花盆,「吴德盛」向窑场业界订货,因时间限定二个月,无人敢接。其时,王寅春家境十分困难,有上顿没下顿,一咬牙,便接下了「吴德盛」订制的300只小花盆的东洋生意。王寅春日夜赶制,并利用熟练的成型技法,想出了用木模挡模的办法,致使花盆不会变形,如期完成交货任务,王寅春开始在业界崭露头角。 由于「吴德盛」订制的300只小花盆制得相当讲究,王寅春得到一笔丰厚的酬金。王寅春不但买下了三进三出顾听生的房子,而且为「吴德盛」老板所器重,自此开始,王寅春接受「吴德盛」老板的建议,专制紫砂方器茶具。

1930s~1940s:有一次蒋蓉父亲去上海看望制作仿古紫砂的伯父蒋彦亭,带去了蒋蓉设计制作的两件紫砂作品:一只犀牛,一个螃蟹戏金鱼砚台。伯父的老板看了又看,惊喜这个小姑娘有天分,要她到上海老板店里去。于是,二十岁的蒋蓉夹着蓝花包袱,走进了大上海,与伯父一起专事仿古。伯父蒋彦亭制作的紫砂器,都刻有或盖有明万历年间时大彬、陈子畦、陈鸣远等的落款和印章,被老板冒充古董出售。蒋蓉跟随精通紫砂工艺的伯父在上海渡过很长时间,她的作品,也被盖上了"明万历年间鹤(去掉右边鸟)村(繁体)"的印章。有一次,作品以象真见长的伯父制作了一只新鲜莲蓬,碧绿的莲蓬里镶嵌着米黄色老莲子,那莲子一粒粒在莲蓬里滴溜溜活动。蓦地,蒋蓉颖悟了,紫砂制作的真谛在于创造,模仿只能出工匠,不能出大师。

1931年:江苏省公立宜兴职业学校陶工科由宜兴城内返还蜀山镇。后陶工科改名为窑业科。朱可心在校址初返蜀山时,由师兄吴云根推荐,由校长王世杰考察,被聘为学校实习工场教员。两人朝夕相处,联袂授技,直至抗战爆发学校停办。任教不久,朱可心和师兄吴云根因误会而产生隔阂,甚至闹到[见面不讲话]的地步。事情是这样的:宜兴职业学校校长兼窑业科(窑业科于民国22年单独建校,称[江苏省宜兴初级陶瓷职业学校])科长王世杰,四川籍人,早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工业大学攻学士,专攻陶瓷、玻璃、水泥、珐琅等,是位留洋专家。王世杰嗜爱紫砂、推崇紫砂,为创办紫砂职业教育(陶工科创始人)而放弃在当时首都南京就职的机会,来到宜兴蜀山。到蜀山后,王世杰根据欧洲流行器皿咖啡茶具式样,为紫砂打开欧洲市场专门设计了一份紫砂咖啡茶具的图纸,分立面图、平面图、俯视、正视、侧视分图十几张,叫吴云根制作。吴云根花了三个月时间,按图纸尺寸连续做了二件套,校长王世杰都不满意。吴云根秉性耿直,一冒火就显在面上,见王世杰校长对制品不满意,气得不肯再制。于是,王世杰便叫朱可心制作。朱可心见了王世杰设计的图纸,又对照吴云根的制品,细细查找原因。原来制品和图纸,平面和立体,画与做不是一回事。朱可心连用几何造型,合理安排好壶身、流、把、盖的比例,恰到好处,制作成自己第一次创新的咖啡茶具。王世杰见了大加赞扬,连声赞:[好!] 不料吴云根生气了,认为朱可心出他的洋相。而朱可心年轻气盛,一时接受不了,认为自己创制出第一个新作品,师兄不支持他,反而怪他,给他脸色看,因此也不理吴云根。这一来,两人关系越闹越僵。这事让校长王世杰知道,非常难受,找两人谈没见效,就委托紫砂前辈、德高望重的工场教员程寿珍出面做调解工作。程寿珍公然劝解吴云根、朱可心。程寿珍还带朱可心登上蜀山,给可心讲苏东坡在蜀山办学的故事。朱可心想起自己在学艺期间,师兄吴云根像兄长一样关心照料他,为自己骄傲不敬重师兄的行为感到惭愧。可心主动恢复改善了和师兄吴云根的关系。可心为记住这次教训,取[虚心者,可心也],[壶中杯水,可清天地]之意,自改其名为[可心]。朱可心改名,得到校长王世杰的肯定,程寿珍更是高兴。高兴之余,程寿珍亲自传授朱可心[仿鼓]、[汉扁]等壶的技艺,亲自传授清代嘉道年间高手杨彭年遗留下来的手工练泥[拼砂]之法,并将自己配置的紫泥上品青灰砂泥的程序教朱可心,使朱可心受益菲浅,对可心壶艺长进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可心回忆说:[程寿珍是他出师后遇到的又一位老师]。

1932年:其年春天,宜兴职校校长王世杰邀请丁蜀山陶业粗、溪、黑、黄、砂、紫砂六大类行业公会代表、窑业主代表、艺人代表、地方名士、校董召开一次座谈会,研讨参加百年一度的美国芝加哥博览会展品展示问题,朱可心被邀参加。会后,王世杰委托程寿珍任展品总监造和工艺总辅导。这期间,朱可心常向程寿珍讨教技艺,程寿珍也悉心传授,并介绍各方人士跟朱可心认识交往。朱可心为设计展品,开动脑筋,几经思考,准备以鼎为题材,设计创作新品参展。鼎为古代传国重器,要发扬中国国威,民族尊严,可心决定做只云龙鼎。龙的神威、形象使可心非常兴奋。设计稿一出来,朱可心便告知校长王世杰、校董储南强、潘稚亮、名师程寿珍、范大生等,一一征求意见。王世杰支持他,给他找了许多龙的图案范本。储南强赞同他,书送一幅对联作为勉励,对联曰[书传阳羡名陶录,人在幽峰稼穑图],并提议可心要博采众长。潘稚亮对鼎的纹饰设计提出中肯意见。朱可心的云龙鼎一次性制作成功。鼎高2.5市尺,鼎下部饰以层层波浪,身部饰以巨龙在波涛中翻江倒海,龙首仰面,向天空喷吐万珠水花。鼎盖上三朵云头托起一轮红日。三只金刚鼎脚饰以浪波曲型。整体雕镂生动,巧妙运用紫泥天然色彩,色泽温润,表面肌理效果达到出神入化之境地。此鼎参加百年一度的美国芝加哥博览会展示,摘取桂冠,获[特级优奖]。云龙鼎一做成,朱可心乘着余兴,运用自己熟悉竹,喜竹饰的特长,又设计出一只竹节鼎。潘稚亮看了朱可心的设计稿,十分喜欢,要求可心在鼎面上留下空白让他镌刻。朱可心答应了,在制作竹节鼎的日日夜夜,潘稚亮也忙着设计鼎文。竹节鼎制成后第二天,号[木石居主人](本意原为闭门读书,钻研书法篆刻,不问世事)的潘稚亮,便凝神注目,钢刀好似金蛇舞,镂下一层泥屑,正面刻下[万年宝鼎]四个李斯小篆,背面刻下古钱纹饰。潘稚亮为可心写下一副对联,联曰[陆氏释文宝宗汉学,仲翔注易犹契义心]。竹节鼎烧制成功,鼎高1.6市尺,鼎身取一节竹段状,四周浮雕竹叶,三只鼎脚由两根细竹盘曲而成,鼎盖用镂空竹叶,三竹节分饰其中。鼎正面[万年宝鼎]四字苍劲雄浑,鼎背面古钱纹饰朴致端方。鼎整体清韵有致,典雅大方,使人赏鼎时[竹歆炉香]之心油然而生。此作在上海蓬莱市场(今豫园商城)展出时,为孙中山夫人宋诚意龄定购,现存上海宋庆龄故居。

1932年:顾景舟家道中落,无法入学继续深造,于是在家跟着祖母学习制壶。

1934年:年底,「吴德盛」老板向王寅春订制二件高档紫砂方器,一件为《四方鼓腹壶》,一件为《六方壶》。王寅春用心制作,所制壶器端庄周正,轮廓分明,得到「吴德盛」的高度评价。事后才知,这是「吴德盛」为上海大古董商龚怀希所订制的作品。

1935年:其年春天,经「吴德盛」介绍,王寅春被聘至上海,为上海古董商龚怀希仿制紫砂古董。王寅春初仿制之作,仍是为「吴德盛」订制的《四方鼓腹壶》、《六方壶》,均是陈鸣远的作品。王寅春反复揣摩这些作品的造型,把握形神关系,所制方器比原先更好。

1936年:龚怀希请德国高级技工,专门为王寅春制作了紫砂筋纹器的口盖样版等制壶工具。这几副样版大小不一,精密度高,用超薄型铅片(或称不锈钢)做成,一般技工是绝对不能制作出来的。王寅春有了配套的样版工具,仿制出古代名艺人的紫砂筋纹器作品,如《菱花》、《玉兰花》、《菊球》、《菊瓣》等壶,署款分别为时大彬、徐友泉、陈子畦等,亦有无款制品。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裴石民回到宜兴蜀山。其时,丁蜀窑场一片萧条,裴石民的好友储南强避居深山,潘稚亮避居和桥化城寺,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敌伪接触。裴石民原先亦想避居山间,但迫於生活,於1940年在蜀山大桥(桥堍旁)租房开店,取名"石民陶器店",自做自卖。名谓"自做自卖",其实裴石民只求几个度日糊口钱,只要有口饭吃,他的店门就整天关着。裴石民养成深居简出的习惯,尽量少与他人接触,特别是敌伪人员。他不忘紫砂陶艺,在家中养了许多小动物,有猫、鸟、狗、金鱼、松鼠等等,并捉来许多昆虫,如晴蜓、地蹩虫、蟋蟀、昨蜢、知了等等,每日写生悟性,把物性的可爱之情,移至紫砂艺术上来。

1937年:民国26年(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宜兴,紫砂厂房炸毁,龙窑相继破坏,交通阻绝,技工失业流散,生产中断,整个紫砂陶业几乎陷入后继无人的境地。期间很多谋取出路的年轻紫砂艺人纷纷效仿前辈走出宜兴赴上海寻求发展,当时适逢年轻的顾景舟被聘至上海郎玉书之郎氏艺苑,专事仿古制陶。

1930s~1940s:朱可心是唯一一个在三十年代抗日战争暴发后,至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初紫砂业相对低靡的情况下,坚持以壶为业,以壶为生的艺人。他没有转一天业,没有打一天其它杂工,而终于钻在制壶工艺中。期间他创制的新品《云龙壶》、《松鼠葡萄壶》、《松竹梅三友壶》、《圆松竹梅壶》、《提梁鱼化龙》 等,得到很高评价,并数度得奖,为南京博物院收藏。因此,他自己不断创新,也支持人家创新。

1942年:此后,沪上的一些古董商纷纷复业,赶来宜兴邀请裴石民至沪仿古。裴石民总要先问古董商,仿古紫砂卖於谁人?一些古董商不明其意,答谓日人订货。裴石民一听是日人要货,坚辞不去,并劝告古董商要以民族大义为重,不可随意出卖艺品珍品,不要给日人仿古。一次,有个老客商出重价要裴石民至沪替他制仿古壶,并骗他说绝对不卖给日人。裴石民跟其客商赶到上海,准备仿古。不料一日与客商家佣人闲聊,聊出还是日人订货,裴石民一脸怒色,二话不说,连夜告辞。此后,他在抗战期间没有去过一次上海,也没有作过一次仿古壶,凡壶上落款,均是石民自己的印款。

1942年:顾景舟被聘至上海标准陶瓷公司当模型技师,当时先后还有蒋蓉也被聘用至标准陶瓷公司。按照他们的说法是不想无至尽地去做仿古壶。不过,上海的岁月对于这些年轻的紫砂艺人来说并不顺意,由于标准陶瓷公司的老板贩卖日货,投靠汪伪政权,他们便在1943年至1944年之间先后结束了上海之行。对顾景舟而言,返乡的1944年是贫困漂泊的一年,他以制壶用印含"萍"字暗寓漂泊不定之意;而对于蒋蓉则是因贵人重返沪上之年,她因范敬堂而于期间重赴上海虞家花园里做起了花盆技师。而在宜兴,到了民国33年(1944年),整个蜀山窑厂全年所产的紫砂壶不满千把。到了1945年抗战关键的一年,顾景舟在家乡以为人定制洋桶壶为生,而蒋蓉则以虞家败亡之际又不得不重返家乡,结束了自己短暂的沪上生涯。

1943年:此后,宜兴窑场渐有恢复,任淦庭受聘于蜀山"毛顺兴陶器厂"为技师,与蒋永西(艺名"岩如")结为至友,并长期与蒋永西搭档合作。任淦庭运用自己善于布局绘画的特点,结合蒋永西刀法纯熟的特点,由任淦庭画,蒋永西刻。两人合作的陶刻署款为"店号"款或"漱石"款。任淦庭自己刻款署号为"石溪"。

1943年:在抗战艰难岁月中,裴石民深居简出,闭门钻研,创制出《松段壶》、《南瓜壶》、《荷叶壶》等作品。其《南瓜壶》以南瓜为壶身造型,枝蔓顺延为流,卷叶团裹,枝藤扭曲为把,瓜蒂为钮,壶身瓜瓤匀称分割,叶藤布局潇洒,神韵自然。壶身为素饰,流把钮、枝藤均采用墨绿泥点缀镶嵌,为紫砂花货类传统经典作品之一。裴石民手制《南瓜壶》仅数把,其中有一把留作已用,每日品茗抚摸,数月间光彩照人,令人羡慕。时蜀山伪和平军团长史耀民亦闻说此事,几次上门要讨《南瓜壶》,裴石民坚辞不答应。史耀民奈於裴石民声望,取不到《南瓜壶》亦拿裴石民没法想。另一名作《荷叶壶》均采用段泥素饰,以绽开的荷花为体,鲜藕为流,莲枝为把,莲蓬作盖,颗颗莲心均能转动,潺潺作响。《荷叶壶》亦只创制数把,时人赞誉为"神品"。

1944年:裴石民以陶土塑形仿真,制作出《田螺水盂》系列,《九条艺蚕桑叶盘》,《螃蟹荷叶盘》、《十件果品》系列等仿真像生类紫砂文房古玩作品,或自创自乐,或探索追求,或求新求变,以高标准,严要求,只求精妙,精而少,少而妙,技艺和心境均达到至高境界。此间,裴石民创作盆景陶艺也十分突出,有其自己持有的铜器敦厚稳重的特点,讲究形体和装饰的协调,泥色表达韵味的肌理美,朴素典雅,件件作品可以说是名品精品。在整个战乱期间,裴石民时断时续,坚持陶艺创作,坚持气节,且深居简出,不与敌伪接触,宁愿挣个糊口钱,也不愿去沪仿古挣大钱,品德清高,艺德可佳,并坚持始终,可说是难能可贵的。

1944年:顾景舟在家乡生活艰难,到了45年开始以为人定制洋桶壶为生计。

1948年:戴相明介绍顾景舟认识江寒汀、吴湖帆、唐云等着名书画篆刻家。顾景舟兴奋之余,精心制作石瓢壶五把,由戴相明邀请吴湖帆、江寒汀绘画题诗。壶艺书画双绝,在紫砂史上留下灿烂的一页。铁画轩在抗战后又现中兴之势,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

1949年:4月23日,宜兴解放;10月,开国大典举行,新中国成立。

1950s:五十年代后,王寅春逐步以制作紫砂筋纹器为主要特点,所创《半菊壶》、《梅花周盘壶》、《六方菱花壶》、《六瓣高瓜酒具》、《菊球壶》、《裙花提梁壶》等作品严谨工整,规矩挺括,一丝不苟,技艺风格独树一帜,是紫砂业界近代紫砂筋纹器的代表人物,工艺巨匠和一代宗师,为紫砂工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53年:丁蜀窑场的紫砂业还处在停顿之中,裴石民坚持从艺不停息。他比较成功地创制出一套《松段茶具》。这是在原有的《松段》壶基础上改制创新的。茶具由单件《松段壶》,四件《松段杯》,单件《松段盘》组成,均以苍松为题,树皮斑驳,树身经风露斧劈,傲然挺立。松枝苍翠浑 然相吻,壶、杯、盘浑成一体,刚劲古雅,较好地表达了松树的风格,体现了裴石民本身的工艺特点。作品在"华东民间美术工艺品观摩会"展出时受到好评,并被刊於《华东民间艺术》画册上。

1954年:10月,裴石民与朱可心、吴云根、施福生、范正根、邵六度、范祖德7人组建紫砂工场,隶属於汤渡生产合作社,承制中国美术家协会订购的高档茶具。裴石民创制出《菊蕾壶》、《合桃壶》、《供春壶》。其《供春壶》以储南强收藏《供春》为蓝本,精心改制,以自己的见解和认识,并以自己的创作特点巧妙融合,古朴雅致,具浓厚典重的紫砂味,并很快为市场所接受,使紫砂工场顺利组建和发展。期间,吴云根参加了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提升为紫砂成型技术辅导员,成为紫砂顶尖人物之一。同年,顾景舟参与组织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任合作社生产理事委员兼技术辅导员。

1955年:其年春,艺人归队,任淦庭参加"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并于1956年被任命为"艺人",担任技术辅导员,悉心培养艺徒。此后,任淦庭进入第二次创作高峰期。其间,任淦庭潜心创作,题材多样,吉祥寓意,有着雅俗共赏的民间艺术的特点与风格。他这一时期所创作的陶刻装饰作品,给陶刻艺术增添了新的画面,新的内容,新的生活情趣。《婆媳上冬学》、《解放一江山岛》,记述时代事件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喜上眉梢》、《春燕画筒》将自己对生活热爱的真切感受融进陶刻装饰之中,感情细腻,刀法纯熟,线条顺畅,融情、物、画于一体,协调配合,得体大方。《渔舟听莺》、《腊梅喜鹊》以画面生动,丰富活泼,创意鲜明而为南京博物院收藏。同年,裴石民参加蜀山陶业生产合和社,专门从事紫砂器的生产设计工作,并由省人民政府任命为技艺辅导员,成为着名的"紫砂七艺人"之一 。这时,他创制成功名作《五蝠蟠桃壶》,该壶以桃体为壶身造型,桃枝顺势为流,弯曲成把,壶身分饰枝芽与桃叶,生气有力,卷典逼真。桃枝桃叶处又分饰五只小桃,另饰五只飞来蝠随着桃果盘旋。壶取吉祥意"五福寿桃",又取吉兆"喜从天降"(或曰"福从天降")。其壶细腻逼真,疤脑斑纹轻挑细刻,桃叶生动有韵,飞来蝠神态各异。此作为裴石民花货创制中的转折。此后,裴石民制壶由光货替代花货。

1955年:陶业生产合作社设立"紫砂工艺班",招收第一批艺徒。顾景舟是七老艺人之一;同年,蒋蓉进入宜兴紫砂工艺厂后,担任"紫砂工艺班"辅导员,技艺精进,事业芙蓉更艳。1956年她获宜兴县的鼓励奖;以后又多次获江苏省宜兴陶瓷公司的奖励。

1950s~1960s:期间,任淦庭创作了大量的紫砂陶刻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以传统风格为主。其画以山水、花鸟、人物、博古图案为主,尤以梅、竹、兰、菊为胜。书有正、草、隶、篆、钟鼎、甲骨文等种书体,镌刻时以多变的刀法,各臻其妙地表达陶刻线条的趣味和美感,与所刻绘器皿相映成趣,相映成辉,独具风貌和韵力。署款为"任淦庭"、"缶硕"等。 任淦庭悉心培养艺徒,为紫砂陶刻后继有人尽心尽力,作出较大贡献。当今紫砂陶刻界徐秀棠、谭泉海、毛国强、沈汉生、咸仲英、鲍仲梅等均受其技艺传授,得其教诲。

1957年:任淦庭出席"全国民间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同年底又出席"全国群英会",在工艺美术界影响颇大。时近晚年,任淦庭仍每日习字作画,对每个艺徒,按其各人特长分赠画稿,其孜孜不倦的精神为世人铭记。同年,裴石民创制出传统名壶《牛盖莲子》、《石铫》、《圆润》,其作品工整严谨,古朴大方,神韵有加,逐成了传统紫砂壶的珍品之作。

1957年:春夏之际,宜兴紫砂工艺厂接纳了一位在中央工艺美院学习的波兰留学生叶亚宁,蒋蓉与她朝夕相处两个月,既辅导了紫砂壶的制作工艺,又交流了中波的传统访华艺术。临别时,蒋蓉与这位波兰留学生还在蜀山老厂房墙前合影留念。

1958年:宜兴紫砂工艺厂成立以后,宜兴紫砂迎来了新一轮繁荣,一大批新的学子步入紫砂殿堂,拜师学艺,开风气之先。吴云根、任淦庭、裴石民、王寅春、朱可心、顾景舟、蒋蓉六位辅导员在一起,各带徒20人,门墙桃李,极一时之盛。

1959年:朱可心在仿制项圣思大桃杯过程中,费时四个多月反复揣摹,反复领会,反复观察,胸有成竹时才开始动手。光制作专用工具就达五十多件。制桃杯把的桃杆疤痕,小工具就达十件之多。而贴塑清理大小老嫩十四张桃叶时,或卷或翻,或动或静,清叶脉,整纹路,工具就更多,达二十多件。其时,朱可心把徒弟汪寅仙带在身边,边贴边塑,边理边教,使汪寅仙得益非浅。在仿制陈鸣远的包袱壶时,朱可心把李碧芳、高丽君、范洪泉、潘春芳、许成权等几个徒弟叫到身边,边作示范,边解说包袱壶寓圆寓方的道理,怎样制作才能使形体饱满而不臃肿,怎样才能达到布纹褶裥,既不失真又不落套的效果,使徒弟既学艺又懂其间奥妙。可心所制"桃杯""包袱壶",精巧雅润,韵致怡人,让徒弟受到启迪教育,制品为南京博物院收藏。

1968年:着名陶刻名家任淦庭逝于宜兴蜀山,享年79岁。同年,裴石民中风瘫痪,病愈后虽能走动,却大为不便。但仍经常步行至厂,关心指点后一代艺人。

1969年:从艺60余年的吴云根不幸因故去世,享年78岁。

1970s:70年代初,朱可心创作进入高峰期,技艺更精进纯熟,精心设计,严谨制作,一丝不苟。这期间所创精品为《报春》、《常青》、《翠竹》、《春色》、《松鼠葡萄杯》、《矮梅椿》、《可心梨式》、《劲松》、《彩蝶》等等,无不在紫砂界掀起一阵阵可心新作热潮,制品长销不衰。而可心自己却每式限量精制,余全部让紫砂界后辈、新苗承担。有行家指出:朱可心要是保守一点,把技艺不尽传于人,把款式变成一人专利,那可心壶的身价还要高,即俗说话的看到少的即是精的,身价自然也是高的。可心对这种观点很坦然:壶总是要让人喜欢才行,有人喜欢,学的人多,做的人多,喜欢的人也多,既培育后辈,学到技艺,又推动紫砂发展,两全其美,是大好事。

1976年:裴石民逝世,享年84岁

1977年:王寅春去世。

1986年:朱可心去世。

1988年:4月,首都召开"第三届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专业技术人员代表大会"授予紫砂名师顾景舟"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1991年~1992年:顾景舟主编的《宜兴紫砂珍赏》在香港出版,这是一本由宜兴紫砂名师亲自编撰的大型紫砂图册。

1993年:紫砂工艺大师顾景舟等11人,应台湾方面邀请,赴台湾举办"宜兴陶瓷艺术作品展示会"。顾大师在台作了"紫砂陶史概论"讲演。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评选出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蒋蓉受评。

1996年:顾景舟去世。

1997年:十月,七十九岁高龄的蒋蓉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艺人代表大会》,她与全国各地共108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同时受到国务院、中国轻工总会的隆重表彰。

2008年:蒋蓉去世。

逸品壶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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